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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到年，在新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和哈拉合平两地，共发掘清理了晋到唐的墓葬四百余座，在所获珍贵文物中，有多件汉文文书。
其中，两晋十六国时期的多件，占全部文书的5%，高昌王朝时期的余件，占30%，其余为唐朝时期，约1多件。据文书记年，最早的是西晋泰始九年（），最晚的是唐大历十三年（），前后历时五百年。
吐鲁番文书的重要价值在于，这些从魏晋以来的文书，绝大多数都是当年人民日常使用的公文、契约、书信、药方、佛经、甚至小学生的作业等等几十类。而这些内容，绝大多数是史书上是从来也不会记载的，比如，我们今天通过其中的商业文书，可以知道当年吐鲁番的农产品价格、牲畜价格、纺织品价格甚至房地产价格，从而可以推断出当年全国的商品价格，乃至整个中亚、西亚的商品交易价格和贸易方式。再比如，我们通过一些书信、公文等文书，可以知道当年军队的驻防、换防、后勤、外交等情况、士卒的装备、津贴、训练等情况，从而对历史中一些战役的具体细节进行补充，甚至可以了解统治者在某个时期的战略意图和周边世界局势等等。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些珍贵的文书。
虞候司及法曹司请料纸牒（一），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牒文楷书，晋唐小楷风格，略有写经遗意，正是下层文吏书风。批示行草书，运笔娴熟、率意，不乏六朝遗意，然而技法不重细节，亦是典型唐代文吏书风。同时，字间露出一种自信高迈、大气流转的感觉，弥足珍贵。
虞候司及法曹司请料纸牒（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牒文行楷书，书写者晋唐小楷基础扎实，行书字法与《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相近，似亦多少有点欧阳询行书的影子，想必也是当时流行的书法风貌。虽然不能肯定书写者学过名家字帖，但他应当受过良好的书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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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文书大都是出自宗教遗址和古代墓葬，其中尤以古墓葬中所出土的文书内容包罗万象，最为丰富，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法律、教育等各个方面。宗教遗址出土文书好理解，不管你是什么教，都会有自己的经卷、文件等宗教性文书。而墓葬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文书呢？
墓葬内之所以会有大量的文书，倒不是当时的人们热爱学习，而是当年纸张非常珍贵，公文、信札、契约甚至学生的练字本等等这些被用过的纸张，都会被反复利用，而当时人们的葬俗，则是用纸给逝者制作纸鞋、纸帽，纸衾，甚至纸棺等等，无意间就保留了大量文字，成为最珍贵的记录。
府司阿梁状词并批，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状所陈，大抵为卜安宝租种别人土地，但是没有按照契约“依时覆盖”，致使葡萄“今见寒冻”，阿梁被下脱（欺骗），期望“商量处分”，“济”在批示中说：“诸如小事，便即与夺讫申。”也就是说，像这样的小事，你们自行处理，处理完了报告一下就行了，最终判决勒令卜安宝藏盖葡萄。葡萄在唐代吐鲁番地区已经广泛种植，并可以制作成葡萄干、葡萄酒，在出土文书中可以看到关于葡萄种植、管理的相关记录。
此状状词楷书，笔致单调，结体未稳；批示书法，用笔沉酣，使转自如，字不经意，而动静相生，奇趣扑面；整体神采奕奕，不减齐梁名家。率尔书写的批示，竟能如此精彩，这也说明较高层的官吏有良好的书法修养。当然，也正因为率尔批示，意不在字，反而能天真烂漫；反之，一矜持便落下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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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文书就其性质，可粗略分为公私文书、古籍、佛道等教经卷四大类。公文书有朝廷诏敕、律文、籍帐、各级军政机构的文牒数量更多。私文书包括世俗及寺观所有的各类疏(衣物疏、功德疏之类)、契券(租佃、借贷、雇佣、质赁、买卖等)、遗嘱、辞、启、信牍等。古籍有儒家经典、史书、诗文、启蒙读物、判集等。宗教类有佛教经论、道教符箓、醮辞、经文以及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宗教文书和属于高昌郡时期的文书。
从这些文书中，可以看到行之于内地的地方行政区划以及设官分职、军事编制、秀才、孝廉的选举，同样在高昌郡实行。赋役制度如北凉的计赀制度、各类徭役的征发，以及水利灌溉的重视与管理等方面，文书中也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吐鲁番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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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出土文书以阿斯塔纳古墓葬群出土的数量最多，其中最值得一说的则是一个小学生的作业和唐代大名鼎鼎的边塞诗人岑参的马料账单。
年，阿斯塔纳第号墓出土了唐景龙四年(公元年)一名12岁的小学生卜天寿所抄写的作业：《论语郑氏注》。《论语郑氏注》东汉经学大师郑玄所注的《论语》，但这部著作，在唐以后就失传了。本世纪以来，虽然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了不少《论语郑玄注》的残本，但只有卜天寿所抄写的这个抄本是所有残本中保存最好、最多的，包含了《论语》中《八佾》、《里仁》、《公冶长》三篇和《为政》的一部分——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位卜天寿同学，在抄写完老师布置作业后，还在作业后写了两首打油诗，其中一首是：“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鹹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给我们留下了其真实而有趣的心情。
这件文书因其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学、书法以及训诂学价值，因此被录入了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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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参的账单，则是一个马料的账单。
岑参是的确在新疆工作过的一位边塞诗人，当年在新疆担任安西都护府副都护封常青的判官，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秘书之类。在我们学过的岑参诗作中，就有很多反映新疆，反映吐鲁番的作品。岑参的马料账单是在阿斯塔纳号墓中发现的，当时墓主人所使用的，就是一具纸棺，所用纸张大都是唐天宝十二年到十四年(公元-年)的西、庭二州一些驿馆的马料收支帐，这些纸张被剥下拼接后，人们从中发现了两条关于岑参的文字，其中一条为：“岑判官马柒匹共食青麦三豆(斗)伍胜(升)付健儿陈金”。
因为整个唐代在新疆工作的姓岑的判官，就岑参一位，所以为岑参的账单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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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在敦煌文书被劫掠的同时，吐鲁番文书也先后遭到来自俄、英、德、日的克列门茨、奥尔登堡、斯坦因、格伦伟德尔、勒科克\橘瑞超等人的掠夺。他们除掠去大量艺术珍品外，也窃去不少文书、墓志。由于当时出土数量及完整程度远逊于敦煌，更由于长期秘不示人，除个别文书作为书法艺术品发表外，罕为世人所知。
年底﹐国家文物局组成“吐鲁番文书整理组”，进行系统整理，分别以普及本和图版本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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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吐鲁番大地上出土了许多文书，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考古价值，同时，就中国书法历史同时期的演变也是一个重要的佐证。研究挖掘吐鲁番文书书法艺术具有以下几个重要意义：
一是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自西汉以来，吐鲁番地区就一直是我国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吐鲁番地区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也是一个多宗教地区。
二是具有一定的文化传承作用。人类有了语言就可以积累知识形成文化。有了文字就可以记录语言、交流信息。汉字起源的历史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端历史，通常说中华民族有年文明史。从出土文书多为汉文，可见汉字为主体文字，为我们今天学习、理解、传承汉字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是书法艺术的源泉。吐鲁番文书于碑帖、摩崖石刻难以比拟是他为当时古人手迹真实再现。从文书不同的书者和不同的书体都流露着中国书法史演变与形成的气息和精神。是当今广大书法家研习书法艺术不竭源泉。
四是对吐鲁番历史文化优势的有效挖掘。由于本地区气候炎热、干燥，故文书能长期保存。从目前出土的文书数量吐鲁番是最多的，没有一个地方能与吐鲁番相比，可以充分利用这个优势资源转化为优势的文化产业，使文书的文物价值转化为商品价值，使躺在博物馆里的死文书变成鲜活的书法艺术呈现给全国乃至世界的书法爱好者们。
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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