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李傲）烈日炎炎的北京城气温目前持续升高，今日已经进入酷暑模式，而明日的北京最高气温可达到36℃，最低气温也有24℃。这样高温天气还要持续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有记载显示北京最热的一天是在年，气温最高达到了惊人的44.4℃！
滚滚热浪又扑面而来的北京，进入夏天就会非常炎热，早上八九点，就已经提前进入火焰山。到了中午出门一趟，“热死了，热死了”总是挂在嘴边。但是，我们口中的“热死”不过是一种程度副词，而在乾隆八年，一场几乎席卷了半个中国、持续长达半月的高温天气可真是“热死人了”，京城和京郊光穷人和胖人就热死了一万多人！
自年以来，北京的最高气温在年6月15日，高达42.6℃。此后年、年等都有40℃以上极端高温天气。据一些网友回忆，在近些年的北京，到了38℃、39℃，“阿姨提着一袋鱼上地铁，就能闻到烤鱼味儿了”，可以想见其灼热威力了。但这也比不上乾隆八年那场热，据专家换算，年7月20日至25日下午的气温值，均高于40℃，其中以7月25日的气温值最高，达到了惊人的44.4℃！热到什么程度呢？《续东华录》记载：“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师威暑。”大概就是走在大街上，转眼就有人热死。
法国传教士宋君荣（A.Gaubill）在寄往巴黎的生活报告中描述了当年北京的酷热景象：老北京人从未遇到像年7月这样酷热的天气。7月13日这天热得使人难以忍受，贫民和其他人，主要是胖人中暑或者热死，死者躺在道路或街上，有的停放在屋里。许多教徒在向上天祈祷和忏悔，皇帝和大臣们为此专门开会研究采取措施，以解除人们的痛苦。在每条主要街道和城市门洞，都在发放降暑药品及冰块。
据大臣们的统计，在7月14日到25日期间，全城内因为酷热天气死亡人，这主要发生在贫民区，死者多为贫民、技工和手工业者，尚不包括富人和职员，若加起来死亡人数要超过上述数字。也就是说，对于当时的贫民和胖人们，中暑成为一件普遍的事情，热死成为一件常见的事情，有万余人死在这场持续高温天气中。
此外，宋君荣还对酷热天气做了气温观测和记录，其中20日至25日都在40℃以上，25日高达44.4℃，达到了气温极高点。25日至26日晚间，东北风并下了雨。26日气温为31.9℃，比前一天下降了十几度，至此，长达近半个月的高温酷热天气才终于结束。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用气象仪器对气象进行观测的记录。
然而，这样的酷暑并不局限于北京。据《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记载，当年的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整个华北地区都异常炎热，这在各地的地方志上有所体现。《顺天府志》记，乾隆八年五月(农历)“大热，人多死。”
北京西北的怀来县县志载：“夏暑热，有死者。”北京东南的天津县县志载：“五月大旱，苦热土石皆焦，人多热死……”《保定府志》：天气亢旱，自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初五日（即7月15日～25日）人多死。最为惊人的还是要数河北高邑县：“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初五日薰热难当，墙壁重阴亦炎如火灼，日中铅锡销化，人多死，初六日（7月26日）未时得雨，暑气始消。”
对这次罕见的持续高温天气，乾隆帝虽身处皇宫，冰块、排扇为数不少，但也殊为难耐，尤其是看到山西、山东、陕西、河南等华北各省的奏章，竟也都和京城一样，酷热难耐，热死人的情况屡见不鲜。乾隆帝为此曾接连下达多道谕旨，清廷也采取了多项防暑措施。比如，下旨着意照看来京不久的苏禄国使臣，“多给冰水及解暑药物，并遣医人不时看视”。比如，给犯人减刑，“或应释放，或应减等”，那些不能减免的重刑犯，则“添盖席棚、给发冰汤、药饵”。比如，拨款九门，在各城门准备冰水药物，“以防病暍”。
乾隆八年六月初一，乾隆帝连发两道谕旨:“近日京师天气炎蒸，虽有雨泽，并未沾足，若再数日不雨，恐禾苗有损，且人民病者多，朕心深为忧惕，著礼部即速虔诚祈祷。”又谕：“今年天气炎热甚于往时，九门内外街市人众，恐受暑者多，著赏发内币银一万两，分给九门每门各一千两，正阳门二千两，预备冰水药物以防病，可传与步军统领舒赫德即速遵旨办理……”随着一道道谕旨的颁布，高温天气虽并未有所缓解，但城门洞的解暑冰水却让百姓们多少踏实了一些，依稀有几丝凉意吹到了心底。
看完北京的天气，我们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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